韦伯的演讲是从农民工问题是走向现代的国家在经济腾飞之后普遍出现的问题，但韦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事实上，他试图指出在纯粹经济学范围内，这一问题无法获得恰当的理解与真正的解答。 19世纪90年代初，韦伯用几年时间对东普鲁士的农村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材料显示从19世纪70 年代起，这一些地区的人口流动在发生变化，大量的德国雇工（在韦伯看来，也代表了落后的文明标准）在此地愈来愈占有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

韦伯认为，形势消长的原因在于：“像波兰人这类斯拉夫民族，不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历史形成，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较低。”韦伯从这一具体的证实事例中得出的结论是：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有时并不有利于一个国家火地区 饿文化进步，至少并不总是有利于文化进步，相反，冲突、斗争、文化的衰落等等倒可能是这种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前条下，竞争并不总是优胜劣汰的，相反，倒可能是劣胜优汰。东普鲁士地区的情况就是这种劣胜优汰的一个实例。

在文化上处于较低位置的波兰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德国农民的竞争中获胜，这是农业市场的一它将在市场竞争中个后果。 随后，韦伯将矛头直指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文化问题也会获得相应的解决，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尽管不一定同步，至少也是同向的。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将社会其他领域的变化归结为经济因素，经济成为了说明一切问题的终极的原因。 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庸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代表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它尤其体现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后者往往容易为人们忽视，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对立，忽视在对它们之间的更基本的共同之处。

其间的不同仅是手段或途径的不同：一个强调计划，一个强调市场，但它们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都将经济领域视为生活中唯一自主、自律的领域，其他领域则是他律的，即取决于经济方面。它们在实质上享有共同的前提：“经济学主义”。 其次，这两种形式的经济决定论都采纳进化论模式。

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是以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模式为基础，认为在经济的决定作用之下，技术的自主进步必定导致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进步；资产经济学则持一种竞争学说（市场主义），认为市场竞争机制必将导致在经济上更具适应性的力量，同时在价值上也享有更高地位或合理性。它将在市场竞争中的取胜能力，与政治、文化的发展程度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