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刚获悉这一消息，我的心情有些复杂。当然，第一反应是兴奋，为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感到高兴。第二反应则是，就他们的贡献而言，无论是屠呦呦，还是同时获奖的爱尔兰医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学者大村智，这三位科学家，其实完全有资格顺带拿下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惠及全人类。

现代医学的昌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福祉，甚至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在过去，因为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稀松平常，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不管你是6岁还是60岁，只要染上疾病，就得听天由命。当身体如常，一切都似乎顺顺利利。忽然有一天运气不好，你我就会一病不起，就像一个梦游症患者跌下高崖。而今情况大不一样。生老病死依然不可避免，但是在医学的帮助下，我们的生命曲线变得光滑平缓，不再像从前那样悬崖陡壁。

如今，那些肆虐千年的各种传染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大大降低，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类开发出了青蒿素、阿维菌素之类的药物或杀虫剂。它们要么大幅减少了病人（尤其是儿童）的死亡风险，要么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据世卫组织在不久前发布的《2015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从1990年到现在，全球儿童死亡率从90/每千人下降为46人/每千人，就得益于包括疟疾、腹泻等传染病症的防治工作。显然，这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屠呦呦、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的杰出贡献。

坦白地说，我没有想到获奖的是他们三人。在此之前，我曾经私下里猜测，基因编辑技术、癌症免疫疗法和表观遗传学的首创者可能会成为热门人选。毕竟，现在什么都讲高精尖。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抉择十分正确，非常有意义。

然而，我对诺奖的第三重反应却来得有些消极。

作为一个药学专业的学生，早在20多年前，我就听惯了青蒿素的故事。记得刚开学，教我们药事管理的副校长在课堂上坦率地讲，1949年以后，甚至更早以来，中国自主创新的新药，严格来说就只有青蒿素这一个。所以每当我看到青蒿素这个词，联想到的往往不是荣誉，而是耻辱。在这种感觉的支配下，几乎是下意识地，我不认为青蒿素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事实上，当年的我震惊之余，甚至没有去想，这个药的发明人是谁。当我投身制药这个行当，发现大多数同行也没有把青蒿素看得很重要。

我想，假如不是几年前媒体报导，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的拉斯克奖颁给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有多少人知道青蒿素？又有多少人知道屠呦呦？

在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年代，个人得不到尊重，相应地，创新者以及他们的创新，都得不到尊重。“青蒿素协作组”、“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之类的名称不仅彻底抹杀了个人的创造激情，葬送了青蒿素的专利保护，还埋下了研究者内部纷争的祸根。而今，当市侩与投机成为中国的精神，大量的山寨药、仿制药充斥市场，创新依旧看不到出路。这就是无人知道青蒿素，无人看重屠呦呦的主要原因。要知道，时至今日，屠呦呦还不是中科院院士。

假如你看过中国的新药审批办法就会明白，创新根本不在政府部门的鼓励之列。由于数十年来整个药业都在围绕着仿制药做文章，所谓新药审批其实就是山寨品的审批。标准、流程、审评人员，都倾向迟缓和保守。更要命的是，既然大家都在山寨，到底让甲通过还是让乙过？大有操作的空间。

还记得因贪渎而判死刑的郑筱萸吗？此君在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期间，一年可以让10000种“新药”上市。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他来我所在单位视察的那几天，正是万艾可上市的时间，不出一个月，就有人拎着半塑料袋的白色粉末来到开发部，兜售万艾可的仿制品。据我所知，郑筱萸被捕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大大小小制药企业的所谓产品开发部休息了不少日子。这让我这个早已脱离药业的人还会时不时地幻想，如果有一天，国家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对面的那些个酒店不再住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中国的新药才不会只有青蒿素。

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一套鼓励创新、尊重创新的透明机制，屠呦呦也就只是偶然和例外。或许现实已是如此，必将如此。

两三个月后，我想就没有几个人再记得她的名字——尽管这个名字的意义胜过莫言百倍。

▲图：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