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三年过去，这位翻译家只翻译了两三万字。他说，自己“实在译不出来”，愿意把翻译好的两三万字贡献给下一个“敢死队队员”——当时人们把《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队伍叫做“翻译敢死队”。

《追忆似水年华》

“你以后想当翻译家吗？翻译家真的很幸福啊。”

11月14日下午，在湖北省图书馆“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演讲的提问环节，南京大学教授、著名法语译者许钧对一个提问的小学生说。这是湖北省作协法国文化周活动的第二场演讲。

许钧从事翻译工作40年，参与翻译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翻译过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也翻译过巴尔扎克、雨果、米兰·昆德拉、杜拉斯等名家的作品。在演讲中，他不但提及这些法国作家，还说到了林纾、严复、鲁迅、傅雷等中国翻译家。

很多人为翻译家们打抱不平——书的封面上，译者往往留不下名字，或者名字很小。对此，许钧表示：“我们都习惯了。我们像空气、像水，用的时候，大家觉得很重要；不用，我们也照样在。”

“大家都说翻译的人孤独。因为翻译要深入一种陌生的文化、历史环境，面对另一种语言。面对那么多陌生和差异，人一定是非常孤独的。”许钧接着说，但如果一个翻译者能克服这种差异，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传达出另外一种文化的独特性，“这个孤独的人就会让很多人不孤独”。

许钧说，自己从事翻译的这40年，虽然孤独，但很幸福。

傅雷与罗曼·罗兰灵魂相通

在演讲中，许钧说，自己把翻译比喻成历史的奇遇，毕飞宇则把翻译比作历史的“艳遇“。“这个‘艳’字，实际上代表人类情感的沟通。”

他表示，人们对翻译有不同的理解：鲁迅评价翻译是普罗米修斯，是播火者。普希金说翻译是思想的驿站，一段一段地传承思想。五四时期，有人说翻译是媒婆。而法国人说，翻译是把跟自己恋人相像的美丽女人介绍给别人。“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本质：翻译跟原来的东西不是同一，是相似。”在去年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上，莫言表示：“有人说翻译家是‘暴徒’，或是‘叛徒’，我认为翻译家要做‘信徒’。”许钧同意这一看法，他说自己在坚持做翻译的信徒。

接下来进入正题。许钧说，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留下了一段段奇缘，也促成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他称，19世纪中叶，中国国门被英国炮火轰开，想要强国的国人开始翻译科技类书籍，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也开始被翻译进中国。而法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开始被系统翻译，是在1898年。当年中国翻译界有两件大事：严复翻译《天演论》，提出“信达雅”；不懂外语的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后者可以算是中国与法国文学的第一段奇遇。后来林纾翻译了一百多本外国小说，为中国现代性的开始，为五四运动的准备，做出了巨大贡献。

许钧称，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作家也是翻译家：学者赵元任翻译了《阿丽斯漫游奇境记》（注：后世译为《爱丽丝梦游仙境》）。鲁迅约300万字的创作，翻译占一半以上，并称自己翻译是为改造国人思维，丰富汉语的表达。

“翻译界现在有人会把林纾和鲁迅做比较，认为两者的翻译完全不同：林纾特别活，活到‘添枝加叶’，活到‘胡译’的地步了。鲁迅的翻译是‘硬译’，也被批评说他‘硬译’到死译的地步。”

许钧认为，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林纾与鲁迅。“从文化和思维的角度去看，两人不过是采取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段。林纾的时期，国门相对封闭，要采取比较文雅的手法，用茶花女那种让人断肠的故事引起国人对国外的关注，开启国外的大门。鲁迅从文化上更进了一步，希望吸收西方的思想来改造国人思维。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一样巨大。”

许钧说，与《巴黎茶花女遗事》同期进入中国的还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陈独秀和苏曼殊合作翻译了《悲惨世界》。他们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动机，在翻译时加进了一个人物——侠客男德。男德以法国青年的口吻批判孔孟，这些话都是翻译时加进去的：“支那国的孔子的教训，只有那班支那黄种人奉为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话吗？”“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无立锥的穷汉。”“一定要用凶狠的手段，破坏那个腐败的世界，另造一个公道的新世界。”这基本是五四的宣言。

许钧说，接下来，中国翻译家跟法国文学之间，还有一桩美妙的奇遇，那就是傅雷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写《约翰·克里斯多夫》时是一战后，欧洲人心情痛苦，社会精神沉沦，他要呼唤一种大勇主义，所以写了这本回肠荡气、呼唤英雄主义的书。傅雷在法国读到了《约翰·克里斯多夫》。后来，他在翻译前言中称，三十年代的中国笼罩着一片阴霾，国人精神萎顿，他要呼唤英雄主义。

“傅雷与罗曼·罗兰灵魂的相通、思想的共鸣，促成了一部伟大作品。这段奇遇也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傅雷就像一棵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又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用外国吸收来的营养滋养着中国的文化。”许钧说，叶兆言写过文章，称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让自己知道了汉语的巨大魅力。黄宗英也说过傅雷给自己带来的震撼。“习近平总书记也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他读的是傅雷的这个译本。”

接下来，许钧说到戏剧家李健吾与福楼拜的相遇——李健吾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不过，这本书在中法的反响有时不太一样。这本书在法国刚问世时，作家就因为写了通奸的女人被告“有伤风化”。而这本书1940年代在中国翻译时，得到了另一种评价：“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揭开了资本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看到了虚伪。”

再下来，许钧说到了翻译家王道乾与杜拉斯的相遇：王道乾翻译了杜拉斯的《情人》，这一译作后来孕育了很多伟大作家。王小波就认为王道乾所给予自己的，远远超过自己以前接受的汉语教育，是王道乾让他知道了什么叫中文写作。

翻译《海上劳工》流下了眼泪

作为译者，许钧与法国文学之间也有一段段奇遇。他进行翻译，研究翻译，也教授翻译。他说，这三件事合起来，就是三种福气，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许钧说，作为一个翻译者，幸福首先在于可以与大师相交，用自己的目光去阅读、发现伟大的作家，让自己和其作品一起成长。

此外，他在翻译法国文学时，形成了对法国文学的具体看法，对具体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很多人问他，当代中国文学与当代法国文学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发现，中国小说家喜欢用宏大叙事，希望用一个宏大的历史场景写一个人的命运。法国作家往往相反，从一个很小的事件反映大的境况。“从小看大还是从大看小，哪一种更好？各有千秋。”

许钧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法国文学流派很多，特别是20世纪，很多流派都诞生在法国。它们都有哲学依据，这些哲学都是在讨论人的存在状态。所以在法国，文学与哲学经常结缘。蒙田、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萨特、波伏娃、加缪……很多小说家、文艺家都是哲学家。他觉得勒克莱齐奥也具有哲学的某种根基。

因为做翻译，许钧与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相遇了——许钧翻译了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和《贝姨》。他归纳说，巴尔扎克写作采用全知的视角，就像在掌控整个世界；但如果去看卡夫卡的小说，（会感觉）恰恰是整个世界掌控了他。许钧认为，可以再对比加缪的作品与现实主义的作品。加缪写《局外人》——“妈妈死了。是昨天还是今天，我不知道。”最后主人公杀了人，为什么？主人公也弄不清。一切都是那么荒诞，作家的叙事是非全知的。

许钧也与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相遇了——他翻译了雨果的《海上劳工》。他认为最重要、他也最喜欢的雨果作品，就是《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和《海上劳工》。“雨果说过，套在人类身上的枷锁有三重：宗教的、社会的、自然的。这三本书恰恰写了与这三重枷锁的抗争。”在翻译到《海上劳工》结尾时，许钧也流下了眼泪：主人公为了自由的爱情，让心爱的女人走了，自己消失在茫茫大海。他被打动了。

“天书”是如何译出来的

许钧也与20世纪现代派先师、意识流文学的创立者普鲁斯特相遇了。他说，中国对《追忆似水年华》一书的翻译历史非常悠久。上世纪二十年代，傅雷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普鲁斯特，卞之琳后来也介绍了普鲁斯特，并翻译了书的前面几章。在二十世纪，《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被视为西方的两部“天书”。

解放后，很多中国法语界的人士想翻译《追忆似水年华》，但大环境不允许——这部书被视为有“资产阶级情调”。“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不可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法语界认为该翻译这本书了。“日本早就译出来了。如果不翻译，中国法语界太丢脸了。”

但谁来翻译？没有一个人敢。这本书有七卷，近300万字。“那个句子，有时一天翻译不了200个字。”人们最后推荐中国法语界水平最高的一批人来翻译，每卷书找两个人。但到中途，原本负责翻译第四章的罗新璋打了退堂鼓——两三年过去，这位翻译家只翻译了两三万字。他说，自己“实在译不出来”，愿意把翻译好的两三万字贡献给下一个“敢死队队员”。当时，人们把《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队伍叫做“翻译敢死队”。

那是在1980年代，许钧还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出版社老编辑来找他替上，他很高兴地答应了。“接下之后你就知道有多痛苦：阅读是那么的痛苦，深入进去又那么痛苦，你理解了要翻译出来，也是那么痛苦。”23万字，许钧整整译了两年多，每天工作6小时以上。

翻译一共15人（有一卷书是三个人）。翻译完毕，大家在北京勺园开会。会前，翻译过《红与黑》的翻译家赵瑞蕻要许钧捎话：书名用“追忆似水年华”太俗，一定要用“追寻失去的时间”。在北京，很多人也提出了书名问题。“这部书的主人公实际上是时间。普鲁斯特受到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在追寻失去的时间。很多人说，应该还它以哲学的面貌，不该用‘追忆似水年华’。”

作为最年轻的译者，许钧转达了赵瑞蕻先生的意见。话没说完，老先生许渊冲“嗖”地站起来说，如果翻译成“追寻失去的时间”，自己就不参加了，要把译好的稿子拿走。也有人附和说这个名字不好。“追忆似水年华”很美，可以赢得读者。“追寻失去的时间”，名字奇怪。到底是求真，还是求美，在座者分成了两派。两派观点对立，只能举手表决。

当天在座16人，其中14个译者，1个评论家，1个出版家。译者中，同意“追忆似水年华”的7人，同意“追忆失去的时间”也是7人。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评论家柳鸣九。

“柳鸣九这次特别有智慧。他说，如果以读者为目标，便于以后做广告和发行，建议写“追忆似水年华（追寻失去的时间）”。如果写评论，就写“追寻失去的时间（追忆似水年华）。”

最后，大家让出版社决定。出版社选择了“追忆似水年华”。

有关这本书的翻译故事还没有结束。15个译者翻译的作品，风格未必统一，理解也不一定一致。许钧说，此后，上海两位更为勇敢的法语翻译家，决定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分别以一己之力译完这部书。这两位翻译家，一位是徐和瑾（今年去世），一位是周克希。他们的译作现在也出版了部分，仍然延续了之前的讨论：一本叫“追忆似水年华”，一本叫“追寻失去的时光”。

许钧说，徐和瑾后来得了癌症，是翻译让他坚强地跟时间抗争。“很多人都说，如果没有翻译，他早就离开了。” 徐和瑾花了十几年，在离世之前完成了前四卷的翻译。周克希则在翻译了前三卷后，告诉许钧自己审美抑郁了——“因为书太美了，感情太细腻了，他在翻译中投入自己的想象和体验，走不出来。所以他无限制地停止了。”

被勒克莱齐奥感动

许钧也与以书写爱情闻名的杜拉斯相遇。后者是“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许钧说，

是杜拉斯让自己知道了什么是“爱情”——杜拉斯的爱情追求独特性、不同凡响性，她认为爱情是绝望的、破碎的。她不希望用套话，句子经常是断裂的，形容词有时让人绝望。“她对爱情的观念、体验，跟她的写作风格融为一体。读她的书，我有的时候真的会颤抖。”

他主编过杜拉斯的文集：16卷，26部作品。曾有一位翻译家译完其中一部，问许钧译得怎么样。这是一位非常好的翻译家，许钧只能开玩笑地说：“不怎么样，因为你译得太好了。”

“字斟句酌就是好的翻译？四字成语就是好的翻译？优美的词语就是好的翻译？他给的这个版本有很多四字成语，四字成语大多是套话——杜拉斯深恶痛绝的就是这种表达，她句子的风格跟这个完全不同。”许钧后来请这位翻译家进行了修改。

在演讲的最后，许钧说到了勒克莱齐奥。35年前，他翻译了勒克莱齐奥的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后来两人成为好友。现在勒克莱齐奥加盟南京大学，每年都在这个许钧所在的城市住三四个月。

“很多人说，我和他之间有一种默契。每次我翻译，他特别放心。我给他做翻译，也仿佛是我在说话。这份默契恰恰来自于我与他的相遇，这份相遇变成了一份相知、相爱。我爱他的小说，我理解这样的小说。”

而许钧也从勒克莱齐奥身上学会了对他人的关心。他曾跟勒克莱齐奥从苏州坐火车到南京，遇到一个妈妈带着3岁的孩子来行乞。身高1.88米的勒克莱齐奥忽然站起来，深深地弯下腰，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硬币，对着孩子微笑。

“他跟孩子的目光相遇那一刻的那种善良，那种不由自主的站立，那深深地弯下的腰，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腾讯文化 陈默 整理）